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理性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对近代以来激进派和保守派加以扬弃，既要基于现时代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鉴中丰富中国文化，更要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双重视阈下，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需要，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时代
理性、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基于时代开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性对话，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在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时代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坚决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即固执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拒绝进行变革和创新。新儒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努力之所以遭到挫败，正是因为它预设了“内圣”的不可动摇。牟宗三说：“儒家这个学问，从古至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了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中国人常说‘常道’，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恒常不变的，这是纵观地讲它的不变性；一是普遍于每个人都能够适应的，这是横地讲、广阔地讲它的普遍性，即说明这个道理是普遍于人类的。”按照这一观点，既然中国人的“常道”已经超越了时空，具有了永恒的价值，那何以解释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危机？既然中国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又何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规定其不同的任务？因此，没有什么文化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必然是有发展、有生长的，而这种发展和生长唯有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才有可能。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每一次文化的危机同时也成了文化发展的契机。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交融日益明显。中国文化若不能有效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民主、实用理性与科学精神等一系列异质因素的统一上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所谓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就是一句空话。
文化不是永恒的、僵死的。那种片面地将传统文化视为过去的东西进而僵化地将“古代”和“现代”分成两截的做法同样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恰恰为所谓的文化进化论提供了说辞。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借助启蒙时代所塑造的进步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一种社会发展方面的进化论逻辑。正如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按照这一理解，从农业经济中萌芽而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强调“身份”的，所以是古典的、落后的，需要被淘汰的。而立足于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则是注重“契约”的，所以是现代的、进步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按照这一逻辑，世界文明就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链条，西方处于这条链条的前部，而东方则处于链条的后部。在这样一个毫无弹性的链条面前，后来者唯一可做的，就是努力向前部靠拢，别无他途。自从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在中国颇受欢迎。于是，西方和东方这种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在“坚船利炮”的威慑下，在“科学万能”的召唤下，被偷换成了时间轴线的进步与落后、古典与现代的差别。而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进化论历史观的影响下毅然选择西学而抛弃自家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一些学者也借助进化论逻辑为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摇旗呐喊。亨廷顿就说：“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则说得更加直白而露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现代化有没有固定的模式？现代化是不是就应该必须西方化？现代性历史地产生于西方文化之中，是否就意味着其他国家接受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抛弃自身的民族性而全盘西化？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事实上，随着世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一元现代化”的神话已经被逐渐打破。查尔斯·泰勒就指出：“忽略文化差异而把现代性当作同源同质的思想导致陷入了种族中心主义牢笼。事实上，现代性并不是什么超越具体的历史和空间的超验存在，一旦脱离具体背景就无法理解它的真实含义。”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化在现实进程中总是表现为多元，而不是一元。从欧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本身就是不统一的。比如，16～18世纪荷兰所领导的商业现代化；19世纪英国领导的工业现代化； 20世纪美国领导的消费现代化等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实现的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历程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当然，这里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经由变革、创新和发展与现时代有着密切契合的文化。比如，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新型文化的浓缩表达，就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也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属性和浓厚的时代气息。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今日之中国，既是承载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国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之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双重视阈下，理性、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就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学术界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转向本土文化，而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文化简单地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贬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反之，则应把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 ‘神坛’，重走历史上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老路”。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逻辑地构成了中国人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资源，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前提条件。从广泛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过程，只不过我们对此“日用而不知”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汇通“是否可能”已经不成问题，重点在于“如何可能”。可以说，当前学术理论界和文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学理层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有无共通之处，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诠释、彼此融通的内在契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关乎如何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机械地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任意进行解剖、切割、组合和搭配的做法。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旦被外在地置于对象性的规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马克思所比喻的“袋中的马铃薯” ，仅是机械、牵强的“形似”，而没有精神气质方面的“神似”。正如包心鉴先生所指出的：“当前，学术界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原理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为马克思主义披上民族外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类似的概念，进而用中国人的‘话语’‘概念’‘范畴’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两种倾向都存在简单僵化、牵强附会的问题。”比如，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理想有共通之处，才使得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共鸣，从而消除了文化上的陌生和隔阂。事实上，近代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才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恰恰相反，近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才借助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来变革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因此，这种简单地寻找“相似点”的做法，颇具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致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仍处于“隔空对话”“自言自语”的状态，而没有精神气质上的“神交”。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而且，从发生学的实证立场出发，我们似乎找不到这两种文化资源在近代以前彼此发生实际影响的“铁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来看，他们在当时关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列强针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而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与自己的学说相近的“兴奋点”。相反，当时的中国在马克思眼中多是以愚昧落后的面目出现的。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作了“落后”和“进步”的划分，颇具有历史进化论的味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此一来，《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就不难理解了。由此，我们丝毫看不出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思想创建中的贡献，也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许。那种将马克思披上民族外衣的观点不仅牵强，而且有失学术的严肃性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构建富有张力的对话，就需要重新回归马克思立足于实践的运思方式，而不是纠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的个别论断和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运思方式带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去，同时也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丰富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来。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完成时代转换的需要，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结语
马克思曾言：“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21世纪的文化建设方向，必然是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系列“矛盾体”历史地走向辩证统一的过程。这种统一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只有在多方建设性的“对话”中彼此扬弃对方才会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看待自家文化时，必须摆脱掉那些标签式定位，既不能走自我封闭的老路，也不能满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表面相关性，而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立足于实践的运思方式寻找彼此之间开展建设性对话的恰当契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类文化资源。这里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三类：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三是国外社会科学资源。这里所谓的“融通”， 在笔者看来，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唯有如此，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因为历史一再向我们证明：文化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捍卫，而民族只有在自信中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首发《前线》2017年第1期，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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